［摘 要］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意识形态安全，重视防范化解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风险。由于“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1,因此围绕意识形态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深入论述，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纲领”2。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包括意识形态风险，1正式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和政治任务。之后党中央“围绕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任务对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进行了重点排查，连续召开了意识形态各大领域的专题会议，全面分析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并作出相应工作部署”。3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4与此同时，学界从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治理以及宣传思想工作等方面对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进行了重点研究。
从整个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来看，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的论述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又更多地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这个紧迫而十分重要的问题出发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论述，同时意识形态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也是十分丰富的。基于整体性原则和“价值理想、理论学说、政策主张”三层结构进行考量时，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是价值整体性、理论整体性和策略整体性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5既涉及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也涉及意识形态管理工作，“着眼于功能论与形势论、目标论与实践论、立场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不断展开，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体系”。6这说明我们需要拓宽视野，用整体性思维来研究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整体性特点。因而本文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这个核心问题出发，系统梳理和研究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从整体性角度阐释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及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7,同时“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8习近平提出的这两个重要论断表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多发易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从风险环境来看，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容易引发或诱致意识形态风险；二是从风险本身来看，意识形态风险与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等相互交织，国际风险也可能转化为国内的意识形态风险。因此，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构成的整体性特点：多源性意味着意识形态风险来源的整体性；联动性意味着意识形态风险影响的整体性。这要求意识形态各项工作都需要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为着力点，同时要以整体性的思维方法认识意识形态风险。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多源性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风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以及国外的意识形态传播和国外风险向国内转移时形成或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这些领域里的直接的意识形态风险；二是这些领域里的非意识形态风险引发或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即间接的意识形态风险。这两种类型的意识形态风险是相互关联的，同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不同领域之间的这两种意识形态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从而使意识形态风险呈现明显的多源性特点。这种多源性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了“社会思想意识复杂多样、相互交织”的局面，“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 态”。作 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领域里的风险由于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安全、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等，成为特别需要注意防范化解的意识形态风险。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从 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来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与斗争的核心指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一方面“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 念”,另 一方面“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 度”。这 也说明，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政 治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也反映在经济领域，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方向道路。从前者来看，“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 摇”。从 后者来看，“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 语”。“现 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 论。”因此，经济发展中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既是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也是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此外，具体的经济风险的发生会延伸或者被引申到基本经济制度、政府管理和党的领导上，以及公民权利、社会正义等政治价值观上，从而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
社会与生态这两个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同样不容小觑。目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而我们的社会管理工作在很多方面还跟不上”,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而生态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发展下去也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因而“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从整体上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社会与生态领域里的民生矛盾和民生诉求日益增长。这些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对党、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因而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意识形态风险。而从外部来看，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煽动基层群众对党委和政府的不满，挑动党群干群对立情绪，企图把人心搞乱”。因而将社会矛盾与民生问题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考量时，它不仅是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源头或诱因，而且本身也构成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对社会矛盾与民生问题的解决反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多源性，一方面说明意识形态风险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风险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说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非意识形态风险在特定场域中也可能会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反过来意识形态风险也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里的其他风险。因此，意识形态风险的多源性事实上也说明它具有联动性的特点。这种联动性主要表现为：各种矛盾风险相互交织、演变叠加，“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导致“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
从国内意识形态风险的联动性来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相互演变、叠加、升级之外，还会向社会领域延伸成为社会风险，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向意识形态风险转化，从而危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民安全等。社会作为国家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而社会领域里的诸多问题，如公民权利、社会平等、贫富差距、阶层流动、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往往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不同的社会思潮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认知，另一方面社会民众对这些问题的感知与体认直接涉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的认知、情感与评价。正因如此，国内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容易被内部反动力量与国外反华势力利用，从而掀起意识形态风波。而容易引发国内与国际两种风险的交织，或者说这两种风险的勾连点，也主要集中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等与民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因此，我们“特别是要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干扰和破坏，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
从国际与国内两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维度来看，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联动性更加明显。造成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外在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与颠覆，另一方面是这种渗透、破坏与颠覆和我国内部的意识形态风险因素相互联动，内部的风险因素与外部的风险因素呈现相互交织、互应共振的态势。这明显反映在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的社会思潮上。思想文化的竞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指导作用造成了冲击。而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互联网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对华渗透、破坏与颠覆的主渠道。意识形态风险与斗争也就主要转移到互联网等新媒体阵地里。因此，“网络已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这是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联动性的新动向，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多源性与联动性构成的整体性特点，一方面是我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阶段和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现实反映；另一方面也是现代社会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决定的，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25而且“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26针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也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分析理路，即从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特点出发，提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思路、方法与策略，以及指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达到的目的及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逻辑思维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和主动性意识。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多源性与联动性特点，从根源上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表现。习近平在论述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从这个高度阐释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将党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与党的极端重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统一起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一个主要表现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两个方面：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28,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一方面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矛盾与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意识形态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规范与引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变化。因此，对现实矛盾与问题的关照与分析成为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认识起点或逻辑起点。对于这点，习近平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
在国内大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即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大局来看，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心任务。从意识形态斗争的维度来看，国际大局的变化对国内大局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也即我国处在西方意识形态操纵世界舆论的国际环境中，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西方压制与阻滞；另一方面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利用各种手段阻滞、破坏我国的发展，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与颠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造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因此，一方面“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另一方面“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34通过“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逻辑起点，其实质是问题意识或者问题导向，即从存在的或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在正确研判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思路、方法与策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成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内部原因，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外部原因，综合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这意味着，“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在分析意识形态风险整体性特点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一是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有效解决问题，加强意识形态治理；二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增强忧患意识，加强意识形态建设。
解决问题重点在于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这是意识形态治理的主要内容，突出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操性与现实性；增强忧患意识重点在于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凸显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性与长远性。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现实问题，从内因的维度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这就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和严格公正司法、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分配制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从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风险挑战或者国际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风险，需要借助内因才能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因此“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提高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32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根本选择，“也是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准备”。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时需要根据矛盾与风险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运用法治、民主、协商的办法进行处理。对敌我矛盾，既要旗帜鲜明、敢于斗争……又要讲究谋略、巧于斗争，有效争取舆论、赢得人心，防止授人以柄。”换言之，根据矛盾与风险的性质与类别分类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从而有效防范非意识形态风险转化为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意识形态风险的演变和升级。“意识形态工作成功与否，最终要看实际效果。”我们需要通过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问题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从而为意识形态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整体上看，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目的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思想指引和思想保障。从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条贯穿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的主线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现实意义或者现实目的在于凝聚民心和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这两个目的是统一的：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而言——社会稳定与发展，以巩固党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而言——政治稳定与发展，以巩固党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
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构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价值旨归，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最终目的在于凝聚民心，在实现“两个巩固”的基础上巩固党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习近平强调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解决好民心问题或者人心向背问题，就能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因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或者更进一步讲整个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包括“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两个方面。从前者来看，主要是“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后者来看，主要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做的是政治工作”,“要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民心、党心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前者主要属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后者主要属于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逻辑终点在于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以及二者辩证统一的目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要求我们“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可以说是我国发展所处的总体格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一方面，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各种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激烈”。这是意识形态工作需要统筹“两个大局”和树立“大局意识”的重要原因。“统筹‘两个大局’是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挑战的基本方略”。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与整体性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也是整体性的，需要建构起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格局。因此，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提出了怎么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要求，即将认识、化解和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放置在总体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局中去考量，形成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从而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协调性、全局性。
“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发展性、科学性、系统性、合理性的时代展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方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另一方面是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总战略，因此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既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又要服从和服务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即需要从有利于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整体性地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以便更好、更有效地推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意识形态建设也就需要紧紧围绕这个战略目标进行。“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原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制度体制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面临意识形态的争论纷扰，另一方面带来意识形态风险，需要通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来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同时，“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说是从制度上根本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在法治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法治保障，也需要依法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全面依法治国也就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确立了法治轨道。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涉及各个领域，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来总揽全局，确保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依法有序地进行。而党员干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和主要维护者，是引领社会意识和团结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另一方面也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尤其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演变的重点对象。因此，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其质量如何，不仅仅在于思想上如何全面从严治党，更为关键的是实践上能否承担责任和使命，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建设，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新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策略目标。
“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来源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这意味着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这非常重要且十分紧迫。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即“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释放能量化解矛盾，是一个缓释的过程，但中国的社会矛盾是急剧释放的，这里边产生的冲击力可想而知”。因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一方面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需要“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和战略意义进行把握”,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全面、协调和整体性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因此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和“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有些还相当尖锐”的双重风险。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另一方面要注重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因为，“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并不是全部，人心向背也不仅仅决定于这一点……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58这也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总体布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坚持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相统一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关于这五个建设方面的重要论述分别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要求、思路、方法与策略。因此，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以说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加强意识形态治理、谋划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法，也是提升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主要方法。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方面“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另一方面“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从根本上扎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和国家安全的基础。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里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各个领域里的意识形态风险可以相互转化、传导、叠加，因此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需要各个领域共同合作、协调统一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既决定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是整体性的。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客体是整体性的，即意识形态风险多源性与联动性构成的整体性，要求以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为中心任务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整体性地和系统性地推进，防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出现裂口，“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是整体性的，即“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全党动手”,“各级党委要把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重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统筹做好各个方面的国家安全工作，“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66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由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决定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潜在性、泛在性、持久性，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是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与其他安全紧密相连。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也就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党中央关于维护政治安全的各项要求”。因此，我们要“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意识形态安全”,时刻作好防御和应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重大风险和挑战的准备”,注重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70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多源性与联动性的这种特殊性与整体性特点表明，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树立大局意识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有机统一起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两件大事，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以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全面分析，系统阐述了防范化解的思路与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策略，从而形成了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从其理论贡献来看，“开辟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发展的新境界”,系统阐明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包含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强化意识形态治理、加强意识形态教育、谋划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内容，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其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程。从其实践意义来看，明晰了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一个重要前提是认识意识形态风险的多源性与联动性，由此确立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思维与整体性格局，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国防和军队各个领域的重要工作，是各个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整体性职责。因此，形成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思维，与各个领域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治理的整体性意识形态治理格局，能够切实有效地、整体性地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这种整体性思维与整体性格局，也反映为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统合起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整体性维护国家安全。
尽管新时代十年来我们经受住了意识形态风险挑战考验，“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72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依然是我们的重要工作。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道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和较量的世界大变局中，“掌握价值观念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同时，“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既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又涉及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因此它与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治理、意识形态安全等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说，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包含两个方面：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与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前者着眼于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与意识形态主动权管理权问题；后者着眼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规划与策略问题，即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问题。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就将化解风险与防范风险有效结合起来。这是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要求。做到这点，从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具体内容及其论述逻辑来看，在思想观念上需要将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二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第一方面说明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为了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利益，维护人民安全和社会安全。这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民生福祉，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的利益诉求，或者说解决社会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心是社会工作，意识形态治理的中心是社会治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重点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通过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展理念来解决社会矛盾与问题，及时有效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能够在此基础上促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共识。这就落到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逻辑终点之一，即凝聚民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反过来，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来推动和引导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从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第二方面说明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这就指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对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上的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是最致命的意识形态风险，从根本上直接危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也就需要坚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在意识形态目标导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政治制度层面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落到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逻辑终点之一，即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维度看，我们还要向世界“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阐释清楚，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谋划与策略也就需要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核心，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党性”的价值取向。“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成为理解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精神的关键，对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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