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既实现了意识形态风险认知的感性到理性跃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的“自在”到“自为”转变，也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经验。认真回顾梳理这一历程并总结其基本经验，对推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所谓意识形态风险，即“意识形态工作领域中存在的可能对国家政治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总和”。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摆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位置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并逐渐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道路。
中共一大的胜利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先进的领导主体。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旗帜，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也接踵而至。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党的根基还不稳定，国内反动势力和国外敌对势力虎视眈眈，试图从意识形态方面入手将新生的政党扼杀在摇篮之中，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概言之，从党成立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争奇斗艳。随着救亡图存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挺进，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思想被作为“新思潮”引介到中国，其中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改良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趁机而入，并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肆意传播，严重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的：“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颠覆。孙中山逝世后，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虽然表面上奉行所谓的“纯正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阉割了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并试图“以其篡改过的封建法西斯化的三民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威胁。三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入侵。为了满足资本的逐利本性，西方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进行物质掠夺和文化入侵，即在掠夺中国资源、抢夺中国市场的同时不断输出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本质规定的西方文明，这种“魔鬼”与“天使”的双重形象“决定了西方近代文明向东方世界的殖民扩张，不仅猛烈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引发空前的意识形态危机。四是封建残余势力的冲击。尽管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筑基其上的封建思想依旧发挥效力，并不时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此外，民主革命的严峻形势造成党内思想的严重不稳定性，党内不仅出现了极端民主化思潮、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主观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问题开始显现，这些错误思潮和问题极大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面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上述意识形态风险，党和政府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防范化解工作：第一，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基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共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定，“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此后，一批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点内容并服务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期刊报纸创办出版，如《共产党》月刊、《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等。据相关资料显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机关报——《向导》，累计发行201期，发表文章1474篇，文字字数超过364万，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指导和鼓励下，诸如《平民教育》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相继问世，对于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引导他们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清除党内错误思想，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早在1928年发表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对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展开了尖锐批判，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进一步清除了党内不正之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全党政治素质普遍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运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针对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和封建思想兴风作浪造成的意识形态隐患，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以此为依循开展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为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打下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党自身角色的转变，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也随之涌现。一方面，面对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在政治上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而且通过培植代理人的方式兜售西方价值观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西方国家这一行径威胁我国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同时，也给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社会局势异常复杂，特别是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经济建设的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不同群体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极大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公信力。针对于此，党中央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化解工作：一是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主动向社会主义国家靠拢，寻求经济和政治上的帮助。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了“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重要外交理念，为国家的发展争取了良好的国家政治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化解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二是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打击投机资本，整顿经济秩序，进行土地改革和合理调整工商业等方式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1953年，党中央又适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三大改造顺利完成，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经济支撑。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积极开启和依然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需要具备更高综合素养的党员干部队伍，然而在刚刚成型的党员干部队伍中，老干部虽然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且“旧的思想意识非常浓厚”，新干部则缺乏工作实践经验，因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部分党员干部滋生了贪污腐败心理、特权思维和居功自傲情绪，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开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的过分估计，部分党员干部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又产生了主观主义和冒进情绪，并最终导致“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思潮的产生泛滥。这些问题既破坏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又严重消损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此外，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大批党员干部和各级机关受到攻击，不仅原本良好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意识形态工作也遭到破坏，进而面临着失控和停滞不前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党中央着重从两方面展开化解工作：一方面，提升干部素养，整治党内生态。一是在微观层面注重干部教育，提升干部素养。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颁发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关于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等多个文件，通过理论教育和培训的方式纠正错误思想，提升干部自身的综合素养，从而为防范意识形态风险贡献了主体力量。二是在宏观层面加强党内作风建设，整治党内生态。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为此，1951年底至1966年间，中央相继开展“三反”“五反”“四清”运动以帮助全党同志克服思想和作风上的问题，守住意识形态的思想防线。但遗憾的是，整风运动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因反右扩大化而渐渐失去了原有的积极效力。另一方面，面对“文革”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揭示极“左”思潮欺骗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批判这一错误思想的正确理念，并多次强调要求领导干部学习掌握政策，做到“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从而有效遏制了“文革”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破坏。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一系列崭新的挑战和风险。概言之，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多极化弱化意识形态竞争力。在国内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际政治局势也开始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彻底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陷入低潮，多个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国家不仅一片“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喧嚣，而且伺机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导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空前考验的同时，也弱化了意识形态竞争力。二是价值多元化消解意识形态引领力。改革开放在解放生产力、激活中国市场经济活力、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徐徐打开了人们思想的天空，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趋向。价值观的多元化既有活跃人们思想、激发竞争精神等积极一面，也有其内在消极的一面，特别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促使人们的价值选择更加趋向功利化乃至庸俗化，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风气四处弥漫。此种境况，不仅阻滞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也严重消解意识形态引领力。三是网络信息化消损意识形态控制力。上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盛出场，人们被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裹挟，进入到高度自由开放的信息化时代。信息的超大容量和双向传播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诸如丰富资源、开辟途径等难得的机遇，但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去中心化特质也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风险，特别是信息传播的“裂变性”和“即时性”形成的“涟漪效应”和“广场效应”，增加了党和政府掌握舆论的难度，给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能力和领导能力带来巨大考验。
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党中央给予高度警觉和重视，并依循特定的形势和环境，着力从以下几个层面作出回应。针对政治多极化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将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摆在突出位置。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出过深刻批判，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因此，必须“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不仅号召全国人民要时刻保持警惕，而且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此后，中共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并在党的十四大上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了党章，从而用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基本遵循。针对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提出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4月7日，邓小平会见缅甸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就曾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注意精神文明建设，就有很大危险”，“风气如果坏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精神文明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要一直抓到底”。在他的推动下，努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各级执政者推进意识形态建设重要环节。此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重大命题的提出，更是为凝聚社会共识，培塑正确价值观提供了精神支撑。针对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加快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进程。一方面，国家初步建立了等级保护制度、许可备案制度等网络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为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等相关法规，为净化网络环境、掌控信息舆论提供法制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可喜成就。但与此同时，在新的境域下，意识形态领域也进入了风险频发期，各类风险挑战彼此耦合交织出场。系统而言，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风险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从党的层面上看，主要源自能力欠缺化的挑战。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化解，以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为主体要件。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面对严峻复杂的意识形态形势，党员干部的素质不高和“本领恐慌”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面对可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时，识别、评估、减缓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往往唯唯诺诺、退缩不前，其结果是风险得不到有效化解，进而产生危害性后果。从社会层面上看，主要来自思潮多样化的冲击。新时代境域的积极开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崭新机遇，同时也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提供了兴风作浪的契机。以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根本旨归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披着“学术”“文学”“舆论”外衣歪曲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推销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的“普世价值”以及宣扬“取代论”“糟粕论”“落后论”的文化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借助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彼此耦合交织、共同发力，极大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从国家层面上看，主要出自形势复杂化的威胁。当前，世界各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国家间的较量日益隐蔽和激烈，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虎视眈眈，一方面，通过政治层面的“民主输出”、文化层面的“思想输出”和宗教层面的“信仰输出”等多样化的形式加紧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又极力叫嚣“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和“中国负责论”等错误论调来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在造成国际关系紧张的同时，给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对于新时代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从多个层面出发给出了恰当的防范对策。在个体层面上，突出强调提升干部能力水平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新时代防范化解党的意识形态风险，必须要具备“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此，习近平把培养提升干部能力水平当作党的建设重要一环，并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应急处突的见识和胆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要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这些观点和做法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在社会层面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是一个国家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从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多个维度作出具体部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弘扬和全面培育，不仅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纵深发展，也有效净化了社会风气，为抵御和克服错误思潮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出路。在国家层面上，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建设。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构想，他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可以说，“新型国际关系”构想的描绘，既有力破解西方各种错误论调对中国的歪曲，在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同时，也为有效化解国际性的意识形态风险指明了方向。
在波澜壮阔的一百年间，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成功抵御了一个又一个意识形态考验，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意识形态风险，既实现了意识形态风险认知的感性到理性跃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应对的“自在”到“自为”转变，也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经验。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科学地认知和识别意识形态风险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前提条件。一方面，科学认识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形成整体性理念。党的意识形态风险虽然属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范畴，但纵览百年来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历程不难发现，意识形态风险的来源是多重的，既有国内外环境形势等客体因素，也有干部问题等主体因素，还有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间接因素，因此，决不能将重点仅仅聚焦于党内，应立足于国家治理的整体高度形成系统性认知。另一方面，科学认识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形成客观性理念。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中央展开了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但由于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风险过分估计，结果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巨大破坏。这表明对于意识形态风险既不能主观夸大也不能无视回避，应结合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实际作出客观性地认知和判断。
党的领导是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也是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防范化解各种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保障。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有一系列突破性和开创性成就的取得，意识形态风险也不可能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提问时就阐明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并语重心长地强调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出明确界定，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也“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党的领导、靠党把好方向盘”。可见，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所在。从建党初期，党在三座大山的夹缝中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握巩固，到“文革”期间意识形态工作遭受重创，再到新时期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百年来的历史实践进程同样雄辩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什么时候就能化险为夷不断走向胜利，反之便会陷入被风险包围的不利境地。因此，要切实打赢意识形态风险攻防战，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核心起点和根本保障。
党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既需要科学的理念指导，也需要党员干部的带头践行，这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环节和主体要素。回溯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每一次意识形态风险的化解，都与中国共产党重视发挥党员干部不畏艰险、永不退缩、勇往直前的先锋模范作用内在相关。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把舆论引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意识形态本领。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新形势，邓小平亦从思想、作风、纪律等多个层面要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四化”的综合性发展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挥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摆在突出位置，明确强调领导干部要勇当先锋、敢打头阵、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每一场意识形态风险。可以说，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性主体要素。
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过程中既需要科学理念的指引，也需要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的主体力量的践行，更需要把坚持全面展开与重点推进的有机统一作为根本的策略支撑。一方面，百年来的实践进程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意识形态工作本身，要注重从国家建构的整体高度全面发力，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无论是战火连天的革命岁月，阔步向前的建设时期，风起云涌的改革年代，还是一往无前的新时代，党中央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从而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提供了物质、政治组织、文化和法治保障。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党每每遇到意识形态风险时，都能够底气十足、化险为夷。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同样表明，胡子眉毛一把抓是做不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必须从国家建构高度整体展开的同时，重点抓好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其中思想建设就是要使全党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问题上形成鲜明的防范意识，从而筑牢思想防线，而制度建设就是要形成具体的行为准则和具体规范，从而提供外在遵循。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将“思想教育”视为“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党中央又先后开展整风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养。在注重思想建设的同时，我们党也十分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认为，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制度建设“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可以说，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思想教育和制度规范缺一不可，二者必须同向同行、共同发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领路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既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也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又呈现出更具复杂性、隐蔽性和破坏性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党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过程中，已经被实践证明有效的规律性经验和做法，不断提高党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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